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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双轨制发明权之争 | 我参加莫干山价格改革讨论的回忆

作者:高梁

来源:华夏时报

发布时间:2019-07-04 12:22:32

摘要:因年代久远,当时自己没有记录,不可能字字准确,但我可以对上述各位发言人所说的基本意思负责。如果哪位会议参加者有文字或录音记录,欢迎当场对照。

编者按:关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论,本报分别于2019年6月28日、29日刊发了张学军、边勇和张维迎的两篇文章。下文为莫干山价格改革讨论会亲历者高粱所作,一并刊发。

文/高梁

1984年,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。这年暑假前,王小鲁(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)找到我,说经济日报社等单位正筹备发起“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学术讨论会”,以论文决定代表资格。王是会务组审稿组的负责人,拉我参加审稿。审稿前,我参加了一次筹备组会议,徐景安系统地介绍了当前改革遇到的主要问题。会务组设在复兴饭店(今燕京饭店)。

暑假期间,我全程参加了审稿工作,基本上住在会务组。一起审稿的有蒋跃(人民大学研究生)、夏小林(经济日报)、高善罡(经济日报)。记得参加审稿的还有周其仁(农村发展组)、赵明(国家计委)等,共10个人左右。经我看过的稿,印象较深的有周小川、楼继伟、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模型,张维迎的价格改革思路,李振宁的国有企业体制弊病分析(标题都记不清了),以及左方、贾康、郭凡生、贝多广、孙健、胡永明、陆立军等人的稿子。张维迎的稿子是王小鲁、周其仁和我一起讨论过的。

华生、何家成、张少杰是我在研究生院的同学,他们是通过论文评选上山参会的。审稿组成员都上山参会了。会议期间,我和王小鲁、张少杰、刘佑成在理论组。

莫干山价格改革讨论会

会议期间,我参加或旁听了三次价格改革讨论会。

价格组关于价格改革的第一次讨论,是在会议第一天下午。不少外组人到会旁听,我也在场。

讨论会由马小冈主持。马小冈先简单介绍了目前价格体系的问题:钢煤等原材料定价偏低,加工环节产品定价偏高。加工企业交税是国家财政主要来源。目前价格系统比较混乱,原材料企业完成生产计划后的自销部分,售价高于计划价,抬高加工企业的成本,而加工企业的计划产品部分,出厂价不能变,只好“吃”(核减)调节税,影响财政收入(华生插了一句:调节税已经吃得差不多了)。理顺价格体系是当务之急。【1】

田源介绍他们价格中心做的调价方案。大意是:分步调高原材料出厂价;下游制造企业的产品价格尽量保持稳定、调减企业所得税,减少原材料提价对制造业和下游消费品部门的冲击;原材料生产企业产品提价后除还账外,多得利润相应增加所得税。

田源发言后,有人发言(记不清是谁)批评田源的调价方案。那天反对调价思路的不止一位。基本意思,“调”是计划经济的方法,不符合改革的方向。

田源当时大意是这么回答:市场决定价格是经济学基本理论,这个大家都知道;但是实际的改革步骤不能简单套用理论,必须有可行性。在现在条件下,调价是“水泥渠道”,放开价格是“土渠道”,水泥渠道渗漏少,土渠道渗漏多(指税收流失)。企业放权让利以来,国民经济中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,但财政开支又不能减。价格改革不仅要考虑企业,也要考虑宏观经济稳定的问题。

散会时,几个朋友留在会场,议论讨论的情况都倾向“放”的意见。田源就在旁边听。一位朋友说,田源的方案是保守的,我说不能这样讲,改革不能不照顾实际情况。

当天晚上,价格组“挂牌讨论”,挑灯夜战,我也去旁听。会场已经是人挤人,我们后去的勉强找个地方坐下。当时张维迎正在发言,激昂慷慨地陈述“计划价格是‘不胀钢温度计’,无法适应供需、引导生产”,总之是尖锐批评田源方案。我不记得张维迎这次发言有“放调结合”的意思。会上支持“放”的意见居多,华生也发言反对“调”的思路。几十年过去了,当时具体哪位说了什么已经记不住。

“调”派和“放”派

在当时,“放”的意见大约是:1,调价思路不符合市场改革方向。2,调价方案无法准确计算众多部门、几十万企业的投入产出和合理价格,也跟不上动态的经济活动;而且那么多企业的“调节税”还要区分情况制定,更增加“调”的难度。3,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价格改革和财政的关系,放开了价格,就可以形成市场均衡,进而促进经济发展,财政收入也就能增加。

“调”的意见认为:1,目前计划价格和市场价值背离较大,一下子放开,对下游制造企业,对财政冲击太大,或造成价格水平失控,影响人民五分六合;2,所以,只能先把计划价格调到大体合理,才有条件放开价格,为企业创造自负盈亏的条件。

在谈到“放开价格就可以促进生产、增加财政收入”时,贾康插了一句:“中国有句老话,不当家不知柴米贵”。会场中,赵明发言认为:“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,是计划经济为主、市场调节为辅。”【2】这时全场一片“嗡嗡”的嗤笑声,赵明就没有再说下去。临近散会,赵明和华生面对面辩论,吵得面红耳赤。会议无果而散。第二天早上,赵明见到我就说,怎么现在这些人连计划都要根本否定?国家没有计划只有市场行吗?

五人组讨论 推举华生发言

第一天晚上散会后回到宿舍,我和蒋跃接着议论价格改革问题。蒋跃提出:“现在农产品就是计划价和市场价并行,农民在农贸市场自销粮就是市场决定,粮食的计划购售价格逐步向市场价靠拢。这一办法应该可以用在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上,而且可行性强。”我对此有强烈同感。旁边房间的张少杰也过来参加讨论,三人几乎谈到通宵。

第二天上午,华生和何家成也到我们这边(理论组会场和宿舍在一单独小楼,离主会场有一段距离),他们的想法和我们不谋而合。五个人没有参加正式会,热烈讨论了一上午。

我们五人最后形成的意见大体如下:

第一,价格改革先在生产资料领域进行;

第二,从现有“统配物资-计划价格”和“计划外销售-议定价格”双轨并存的实际情况出发,因势利导,逐步减少企业的计划生产、统配物资、计划定价的范围和数量,逐步扩大企业的自销部分(包括能源原材料企业和加工企业);

第三,企业的计划出厂价格,以企业间形成的自销产品议价水平为参照系,进行调整,让两种价格逐步逼近。最后双轨价合一,企业的产供销和价格就有条件完全放开;

第四,这样做的好处,一是不会对财政收入造成太大影响(同时配套进行企业税收调整),二是使得下游制造企业有缓冲时间,逐步消化原材料提价的影响,提高经营管理水平,三是可以免去庞大复杂的计算,而且执行难度不高,可行性强。

第二天晚上,五人仍在一起讨论完善方案。我们都不是专门研究价格的,对此方案的可行性,要尽量从各方面考虑周全,避免大的漏洞。同时也在观察,价格组是否有人提出不同于“调”、“放”思路的新思路。但听到的消息是,“调”、“放”两种意见仍争执不下,没有新的意见。于是五人一致推举华生作为代表,到价格组发言。

第三天是会议最后一天。这天下午,价格组最后一次讨论,我们五人一齐到场。印象中,领导小组的人基本都在场。我们听完“调”、“放”两派各自陈述后,华生要求发言。

华生阐述了我们“调放结合”的思路之后,我们几人做了一点补充。对这个“调放结合”的意见,不记得会场上有谁提出异议。最后,会议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王**(现位列国家领导人)当场说,明天下山,华生跟写作组一起去,参加汇报。莫干山价格改革讨论就此结束。紧接着是大会结束。

以上这点回忆,凡是写出姓名的,都是我记得清楚的发言内容。当然,因年代久远,当时自己没有记录,不可能字字准确,但我可以对上述各位发言人所说的基本意思负责。如果哪位会议参加者有文字或录音记录,欢迎当场对照。

对于有关莫干山会上“双轨制是如何提出”的其他说法,或“谁是双轨制思路的首创者” 的争论,笔者没有兴趣参加讨论。

兼顾发展、改革和稳定

以后的事情,各方面叙述甚多,就不赘述了。回校后不久,华生告诉我们:时任国务院总理对“调放结合”的报告作了批示:“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。总题目是如何使放、调结合,灵活运用,因势利导,既避免了大的震动,又可解决问题。”

按国务院领导指示,1985年在国家体改委下设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。

“双轨制改革”思路,体现了我国渐进式改革路线的基本思想,也就是后来中央文件一再提及的“兼顾发展、改革、稳定”的经济改革原则。当时在会上,我们几个同学提出价格“双轨制”,是基于多年实际工作的体验,出于对改革的热情和对国家的责任感,所提出的对策性思路。

应该说,莫干山会议的大多数参会者都具有这样的精神和气质,所以能够做到既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,又能听取辩论对方意见的合理部分。“双轨制”意见提出后,会上没有再出现更多争论,我以为原因也在于此。

当然,此后国内经济学界对“价格双轨制”批评甚多,应该说有些批评是对的(比如双轨制鼓励了批条子寻租之风)。不过任何事都有利弊两方面,关键是在当时改革起步时,面对我国庞大的、自成体系且运行多年的计划经济,是否能够找到有效的着力点和途径,稳步推进产品市场的形成和国有企业的改革。

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宏大的事业,40年来,无数人为这一事业做出过努力,个人在这个历史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。我们能够在这中间做出一点点贡献,也就很幸运了。

附注:

【1】计划经济时期,国营企业经营活动的各方面(产供销、人财物、价格投资)都由政府部门进行计划管理。从1979年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开始,让国营企业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,就逐渐成为经济学界和改革设计者的共同认识。80年代初,国家放活企业的举措主要有:投资“拨改贷”(1979);改利润上交为利改税(1983年第二步利改税,笔者调研几个大企业的情况:以企业毛利润为基数征55%所得税,再按企业情况征收27%调节税);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规定(1984)等。

理顺价格有两重意义:一是能源原材料价格偏低、加工品价格过高的局面,不利于工业结构的调整;二是理顺价格有利于按统一价格标准衡量企业优劣、推动企业走向市场。因为价格体系扭曲,国家就要用调节税手段拉平企业留利、保证财政收入,而利改税是无数企业个案谈判的累加,难以形成平等的竞争环境。

国企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。但在当时,是先放活企业还是先理顺价格,是一个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的问题。一方面,企业不能自由定价就无法形成市场价格、无法放活企业;另一方面,先放开价格不仅影响财政收入,也可能牵动货币超发。当时国营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(国营企业占工业的75%,集体企业占23%,国企工业利税占财政收入的80%以上),财政税收与价格-工资紧密联动,城市工资水平又很低。总之,国家财力紧张、群众对涨价承受能力低,这两方面因素制约了价格体系的变动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价格改革如何操作,是当时城市经济改革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。

【2】这是当时中央文件的标准提法。此后不久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,改为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”提法。

高梁简介:单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改革研究所,已退休:1968年在内蒙兴安盟务农,做工;1982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,获经济学硕士;1985年到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所(今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) ,曾任所刊主编、研究室主任,参与或主持多项改革专项研究,其间曾在海南洋浦开发区管理局任职;参与“2006-2020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” 项目研究和“国务院大飞机专项论证委员会”;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会务组审稿人,莫干山会议“放调结合”第三种意见的提出者之一,曾获中央国家机关优秀论文一等奖。

责任编辑:秦岭 主编:公培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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